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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原文 :
序言：序言斯托姆·詹姆斯。
在十三歲生日那天安妮·弗朗克收到的禮物中最讓她高興的是一本硬皮筆記本，於是她開始在上面寫日記；在此之前她從未嘗試過寫作，它來得那麼自然，一如幼鳥的初啼。全憑著純稚的興趣，她開始津津有味地談論起自己，談論她的朋友，學校的考試，那位年老的數學教師，還有哈裡，那個令人愉快的十六歲的小夥子，對他初萌的羞怯的私情。在這些最早的段落裡她儼然是個家教良好反應機敏的孩子，一切從她嘴裡出來都顯得那麼輕鬆，讓人很難再記得這孩子已經生活在完全不正常的環境裡了。可這是1942年6月的阿姆斯特丹，她的父母是1933年從德國移居此地的德裔猶太人。
安妮必須佩戴那顆黃色的大衛星，她不能坐電車，不能進電影院，不能騎自行車，八點鐘後不能坐在花園裡------所有這些惱人的規定在她周圍織起了一張無形的網。但這並沒有難為到她；憑著一個孩子毫不費力的耐心，憑著那股曾令她的老師們乾著急的活潑勁，她接受了這一切。她實在是迷人，竟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要去瞭解這一切------這一切，宛如晴朗的日子一般令她著迷，欣喜。即便身臨險境她也幾乎完全是個孩子：就在她過完生日不到一個月的時候，久懸的厄運終於降臨，一家人必須要在聽從蓋世太保的招降公告和躲起來之間作出選擇，安妮收拾的第一件隨身物品就是她的日記------還有她的卷髮筒和學校課本。
幾個月來她父親都一直在準備藏身的地方------一幢舊樓裡的兩層內室，曾經是他公司的辦公室，現在公司交給了兩個荷蘭人打理，正是憑著他們的勇氣和忠誠的友誼弗朗克一家才得以暫時躲過納粹的搜捕。這些荷蘭的老式房子裡有些是增建有密室的，面朝花園或天井，而且可以封閉起來與外面隔絕。如今安妮，她的十六歲的姐姐瑪格特和她們的父母就在這裡避難，成了逃避追捕的獵物，深藏在不見天日的洞穴裡；幾天後另一家人也加入進來，凡·達恩夫婦和她們不滿十六歲的兒子彼得，再後來又添了一位名叫杜塞爾的牙醫。他們從此得終日提心吊膽，輕言慎行。
對於一個生機勃勃的小姑娘來說，這樣的日子本來是要比大白天逼她上床睡覺更難熬的。再加上兩家子人在如此令人緊張和煩躁的景況下被強行扯到一起，無異于原本已艱難的處境雪上加霜。那麼在漫長的無法活動的靜默中她都幹些什麼呢？讀書，讀那些體貼的荷蘭朋友們不斷捎來的書；還有就是寫日記，把她想對一個親密的朋友講述的一切都寫進去，真希望她確曾有過那麼一位朋友呵。她的天性中就含著希望。每當她特別喜愛某個作家時，她便決心將來要讓她自己的孩子也讀他的書；
她總是懷著無限的喜悅和感激之情為自己的平安、健康和這世界的美麗結束她的禱告：上帝決不會放棄她，對此她深信不疑。即便偶爾想到有一天她真的可能會孤身一人，這念頭有如一絲寒意掠過她腦海，她還是相信未來許諾給自己的一定是愛情和幸福。接著盟軍反攻的日子來臨，她想，或許到了秋天，她便可以告別這座充滿死寂和饑餓的囚牢重返校園。
確實，在秋天來臨之前她真的離開了那裡，但去的是一處集中營。1944年8月4日，蓋世太保的魔爪終於伸到了他們身上。人們後來在蓋世太保留下的狼藉中發現了安妮那本珍愛的日記，並把它交給了她的荷蘭朋友們。就在那之前整整四個月的時候，她寫道：‘我想活下去，即使在我死後。‘那一刻她顯然不曾指望自己的日記能令她纖弱的身影在人們的記憶裡停留得稍稍長久一些。真實的情形是，在她消失之前她根本就沒有時間留下任何其它的印跡。可是對於我們，一個何等鮮明的形象，笑盈盈地，從那些屠夫們骯髒的手卻不屑毀滅的紙頁中朝我們走來，這又是何等的幸運。
如今，那扇曾經藏匿她的門早已關閉，那個曾經以她無法扼制的歡快惹得那位老教師因為上課講話而罰她寫一篇題為‘話匣子‘的作文的小姑娘也已淹沒在無痕的歲月裡，可那深藏于一個孩子的天性中的歡快、活潑和生機，卻日久彌深：透過一扇閣樓的窗戶她凝望一片藍色的天空，光禿禿的樹，一隻海鷗令人目眩的翻飛，她遐想著極樂的那一刻，到那時，她一定會自由自在地看著這一切景象，那就是她堅信上帝要人們做的事情；她拒絕絕望，一次又一次，憑著某種超凡的優雅和仁慈，她深信日益臨近她的是美好，是歡樂，是繼續長大和學習的機會。
一次又一次，她那被自己稱作‘不講理的歡快‘的想像力如泉水般淹沒時時縈繞她心頭的恐懼和緊張的急流。我很想幫幫你，她總對彼得說。可你一直在幫我呀，他告訴她，‘用你的歡快。‘我們初遇這位姑娘的真實存在是當她以其孩子般朦朧的意識剛剛開始輕觸她自己的理性和智慧的那一刻。由此一步，又一步，我們慢慢靠近她纖弱的身體，感受它每一次的輕顫和複歸平息。我們仿佛親眼注視著這個生性熱情的孩子，每天她睜開眼睛，看到的是囚牢的四壁，還要忍受來自四個大人的壓力，淪為他們神經質般的焦躁和訓誡唯一宣洩的對象。她當然不會輕易馴服；
她倔強，正是憑著全然孩子氣的驕傲她毫不費力，渾然不覺地洞穿了成人們一廂情願地要求還是這個熱烈而善良的孩子乖巧和討人喜歡的企圖。憑著驚人的澄明，而且毫無造作之氣，她試圖分析她自己及其同伴的本性。在此迫人的氛圍中她快速成長，太快了，她用心體會著在她周圍日漸深沉的恍惚和沉寂，甚至能逐漸意識到一點故意的虛偽應該能使自己的生活變得更輕鬆一些------但她沒有那麼做。相反，她將解救之道引向自己的內心，求助於某種從容，某種半溫柔，半漠然，而又絕非孩子氣的耐心。是的，她正在學習人類所有課程中最艱難的一課------超然的分離。
她確信，儘管她年少，但她絕不會向自己的生命妥協。與此同時，在她靈魂的最幽深處有個聲音一直在告誡她，她就要死了，但她知道，生命所要求的是一種滿含歡欣的勇氣，她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她有她的信仰，她有心中的愛情。還不到十五歲，她便能寫到：‘我感覺到我是個女人，一個具有道德的力量和勇氣的女人。‘
那段記憶，降臨於她的一次夢境中，是關於她孩提時愛慕的一個叫彼得的人的，這一記憶在她心中勾喚出了有關成熟的朦朧影像，並以其豆蔻年華的清新和單純日益豐滿著它自身的形態。這個夢預示著她對彼得·凡·達恩的新的情意。正是在她記述的兩個年輕的囚徒間日益滋長的愛情故事裡，我們能最清晰地領略到她持久的純真。這是她最閃光的品質------這種純真，這種蘊含在一顆敏感而明徹的心靈裡的純潔。牢不可破的簡單的敘述風格又使之成為美和真的奇跡。初見時她曾以為他是個乏味又愚蠢的傢夥。
可沒過多久，一年半吧，甚至還沒等到她做的那個有關另一個彼得的溫柔致極的夢，他們倆，帶著羞怯的微笑，更近地走到了一起。他，她想，也是孤單的。沒有任何的匆忙和急促，好像展現在她面前的是一段等著她親手去創造的漫長生活，慢慢的，所有親昵的姿態次第展開，她學會了向他傾訴：她記錄下他對她的一句讚美，並因此而喜悅，還有，以一貫的平靜和簡單，記錄下當他們像兩個一直在玩耍的孩子般相互糾纏片刻時給自己的感官留下的點滴撞擊。然而即使和他在一起她的澄明也沒有離開過她：她不對他的軟弱和無禮、他的心智的貧乏作判斷，但她禁不住要洞明這一切。她謙虛而有抱負。
讀她的日記，我們很快便能確信她當有此抱負的權力。她是個天生的作家；她有能力直接而生動地勾勒出幾間毫無舒適的房間，及其間的氛圍和氣味；夜間連續數小時的恐怖；八個人同處一室的場景，所有的描繪都帶著一種活潑而又漫不經心的從容------看似蕪雜的表像，其實她捕捉到的是藏於聲音和姿態下麵的圖景。動人的正是這漫不經心的從容。在這些場景中，這位未來的小說家帶著寬容的信心從容地朝我們走來。
那位分享她的房間的牙醫杜塞爾先生的怪癖，她那位善良、敏感而聰明的父親的魅力，她說話帶刺而沒有耐心的母親，她的姐姐的好，好激動易生氣的凡·達恩一家------她全部以一個孩子不妥協的銳利來看待，並總是揉以一個成年人才會具有的公正和憐憫之心。對於風雲莫測的日子在她心中激起的模糊的情感，對於在她體內彌漫的春之倦怠，對於自己和別人一起被禁閉在為密佈的陰霾所籠罩的蛋丸一隅的感受，對這一切她總能找到最貼切而又動人的詞語。
但這裡沒有刻意的經營，沒有炫耀，一點都沒有，沒有演戲，即便面對的就是自己，即便那角色就是為她而設，也絲毫沒有那種強作躲避臆想中的殘酷的所謂的靈童身上特有的無病呻吟和裝腔作勢。她的澄明，她的卓越的觀察力，即使當她把目光投向她自己的時候也不曾背棄過她。她沒有虛榮，沒有忸怩的姿態。她就是坦率，純真和神志清明的化身。她瞭解自己的聰明和幼稚，還是一個少不更事的小姑娘，對自己毫無把握，所以對抗來自長輩們的壓力的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裝傻------可在背後，她還是她自己，繼續探尋深藏內心的真切感受。就好象知道時日不多必須抓緊，她一路狂奔。
如果說一個在學校裡就以其歡快的性格受人歡迎的孩子在無人贊許的環境中學會了處事之道還不足為奇的話，那麼她竟能為此清晰地洞明必須自我更新的迫切需求實在匪夷所思。她能秉持某種超然的理解和沉著忠實地記錄自己的內心爭鬥，憤恨，絕望，直至後來要對自己負責的確信，好象這一切都發生在另一個人身上似的，還有面對巨大的考驗------爸爸媽媽不理解我------表現出來的冷靜，她將之握在手中，反復掂量，並最終平靜地將它擱在它本應該在的位置上。
那她到底走了多遠？她死於1945年3月柏根-貝爾松的集中營裡，荷蘭解放前兩個月，本該屬於她的十六歲生日前三個月。讓我們暫時克制一下自己的情感吧------啞然無語嗎------那該是最終在我們心裡激起的感受，只要我們想一想，就在我們的有生之年裡，一邊是科學家和發明家們驚人的成就，一邊是這些為人類建造的巨型屠殺室，讓我們再想一想，對於安妮·弗朗克的為數不少的人類同胞們來說，把她送進其中的一間曾經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啞然無語。他們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感到啞然無語就夠了嗎------在經歷了最初的震驚之後，在我們發現一個原本似乎高度文明的民族竟能發明一種如此兇殘的技術之後，我們便開始昏昏然把集中營當作一件普通的歷史事實來看待，一如其它的事實；而德國人自己似乎也很容易忘記，就在若干年前，他們在幹什麼。這就夠了嗎？一切只能如此了嗎------或者，企圖將所有的罪責都一股腦地砸向某個民族或黨派並溜之大吉就完事了嗎？錯了，這無濟於事。甚至那個孩子，安妮·弗朗克都明白這一點。是人類製造了貝爾松。
他們在那裡所做的是人類在其內心深處可以做的，只要他們有此意願。所以問題不該是：他們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而該是：什麼力量驅動他們做出這樣的事情？是什麼力量驅使今天的人們為至今仍存在於俄羅斯和歐洲其它地區的集中營找到正義的？簡言之，是什麼力量驅使一個人要如此蔑視他的同胞，以至於讓他確信一個猶太人或一個政治上的對手，就應該，就必須，被如同蛆蟲般對待並被徹底撲殺呢？
驅動他的是一種信條。人類很早就學會了如何讓某種信條封堵上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這樣他們便能無視受難者的痛苦而專心致力於折磨。再沒有比為此目的的信條塑造得更好的了，在人類看來，它正是歷史得以完結的工具，帶著某種歷史的必然性，並且在今日我們的手中再次高揚。人類的存在就是要為歷史的目的效力------而這一目的對訓練有素的精英們來說再熟悉不過了。這些特權人物深諳歷史的邏輯所要求的是什麼；所以任意切割和雕琢活生生的人類素材便自然成了他們的權力和義務。他們有權犧牲一代人，兩代人，為了他們所效力的未來。
以快刀斬亂麻的心態應對困難重重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這樣的施政形態是不可能溫和而彬彬有禮的。除此殺戮的一面------希特勒對猶太人惡魔般的仇恨------甚至連同德國的集中營統統構成了那個國家的經濟的一部分。然而，德國精英階層對待歷史必然性的觀點錯了：他們以為自己曾經見識過這種觀點；但實際上他們沒見過，而且被打敗了。那麼，面對某個精英階層在成千上萬的男人和女人面前充當殘酷的天意的代言人，為此辯護的前提必當是：歷史的終極意義不能被歪曲和濫用。果真如此嗎？真的能那麼肯定嗎，在兇殘之後，在萬千的死難之後，真的必將有幸福，人類的精神之花必將重新綻放嗎？
這樣的終極是否真的可以被預告？是否真的只要統治者夠精明，夠無情，人類就最終可以被塑造成剛好‘合乎歷史‘的模樣呢？如果這是真的，那麼一個人就其自身而言就什麼都不是，他除了作為消極地感受歷史進程的工具之外毫無意義。多麼荒唐和乏味！真要是可以被預告的話，那進程必得被關閉，而那些精英們必定會說：在我們即將開創的境遇中，一個人必將有能力在他能找到他自己的歷史中的那個點上完善他自己，實踐他的存在的一切需求和渴望。可是，如果人心的需求永無止境，那麼這進程就不是關閉的，也不是可以被預告的，那麼那種堅持此是的虛妄又是多麼可悲和可歎阿。
人類的理性足以為任何形式的殘忍辯護，只要它能證明這殘忍是必須的，是某一特定進程中的一部分，是堂皇的邏輯中不可缺失的一個項------並由此以及其餘。我們曾經滿懷驕傲地論及我們的理性，並視之為人性的證明和光榮。我或輕如鴻毛，但我能思考。我們如今知道我們的理性無所不能。為什麼德國人要致這個可愛聰慧的好孩子于死地呢？因為他們深信他們有這個權力，毀滅她，他們便朝他們既定的目標，朝他們決意要實現的未來向前又推進了一步。最終，我們對我們的理智和我們的啟蒙的驕傲必須被置於曆史的天平上來稱量，而天平的另一端正是那個被我們強大的理智抹殺的孩子。
在饑餓和悲慘中，在柏根-貝爾松，安妮·弗朗克走了，走進了一座千萬人累起的墳塋，隨之帶走的是每一項精妙的理智的構想，正是這些構想令其臣民們去折磨和殺戮，鞠躬盡瘁，只為一個妄想。在兩年多一點的時間裡這個孩子在她自己身上耕耘不輟，含著淚水，耐心和歡樂，憑著一付敏銳的心智的全部精力和崇善的意志。她教會了自己幸福和飽含真誠的信念的微笑。帶著全部的恭敬，我們能夠------真的能嗎？------相信這微笑，這意味無邊的微笑，即便在貝爾松，即便當她再也無力抗拒失去上帝的人類的虛妄時，也不曾失去過。
～安妮日記～
我希望能對你吐露我全部的心思，這樣的事以前我從沒有對別人做過；我還希望對於我，你是無限的支持和安慰。‘------安妮·弗朗克，1942年6月12日《日記》
1942年6月14日，星期天
6月12日星期五那天，我六點就醒了，不奇怪呀，那天是我生日。可那麼早我當然是不准起來的，所以我只好憋著自己的好奇心直到七點差一刻。然後我再也忍不住了，就跑到餐廳，結果在那兒受到莫蒂（貓）的熱烈歡迎。七點剛過我就去找媽媽和爸爸，再去客廳打開我的禮物。我看到的第一樣東西就是‘你‘，可能是所有禮物中最漂亮的吧。桌子上還有一束玫瑰花，一株草和幾枝芍藥，白天還收到了更多。
媽媽和爸爸給了我一大堆東西，朋友們把我寵壞了。我還收到了一付‘暗箱‘--一種集體玩具，許多糖果、巧克力，一套字謎環，一枚胸花，約瑟夫·考恩寫的《尼德蘭人故事集》，《雛菊的山中假日》（一本特別神奇的書），還有一些錢。現在我能買《希臘羅馬神話》了--太棒了！然後麗茨來找我一塊兒去上學。課間我請每個人吃了甜餅乾，然後大家只好接著上課。現在我要停筆了。再見，我們會是最要好的朋友的！
1942年6月15日，星期一
星期天下午我開了生日聚會。我們放了一部電影《守燈塔的人》，同學們都喜歡極了。我們過得很開心。來了好多男孩和女孩。媽媽老想知道我會嫁給誰。她可別想猜到的是彼得·韋瑟爾；有一天我好不容易瞞過了她，臉不紅心不跳。好多年了，麗茨·古森斯和桑妮·豪特曼一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後來我在猶太中等教育學校(一般接受11－19歲的學生就學)①識了尤碧·德·瓦爾。我們常在一起，現在她是我最好的女朋友。麗茨跟另一個女孩更要好；桑妮轉學了，她在那裡又交了新朋友。
1942年6月20日，星期六
我有好幾天沒寫了，因為我想先考慮考慮我的日記。象我這樣的人寫日記是有點怪；不光我以前從沒寫過，再說在我看來，不光我，換了隨便哪個人，誰又會對一個十三歲的小女生敞開的心扉感興趣哩。不過那又怎麼樣呢？我就是想寫，更要緊的是，我就是想把埋在心底的那麼多東西統統吐出來。俗話說‘紙比人更耐心‘；我是在一天有點傷感的時候又想起這句話的。我當時手托下巴呆坐著，覺得無聊極了，渾身軟綿綿的，甚至都想不好到底是該出去還是在家裡呆著。沒錯，紙一定是最有耐心的，再說我也不打算把這本硬皮筆記本拿給人看，
它可是有了驕傲的名字，叫‘日記‘呵，誰也不給看，除非我能找到真正的朋友，不管男的還是女的。現在我總算徹底想清楚了，我開始寫日記的原因是：我還沒有一個象它一樣真正的朋友。我想再講清楚一點，因為沒有人會相信一個十三歲的女孩會覺得自己在世上很孤單。。事實也不是這樣呵。我有親愛的父母和一個十六歲的姐姐。我認識大概三十個可以算作朋友的人，我有一大串男朋友，都很想讓我看他們一眼，看不成，就只好在班上用鏡子偷偷地看我。我有好多親戚，姨、姑、叔叔、舅舅，他們也都對我好。一個幸福的家庭。是呵--看上去我似乎什麼都不缺。可我的朋友們也都是這樣，無非打打鬧鬧，再也沒什麼了。
我從來就沒有讓自己說過任何離譜的事情，大家似乎就沒辦法走得更近一些，這才是最惱人的。也許我信心不足，太悲觀了，可無論怎樣，事實如此，根深蒂固，我看來是無能為力了。所以，才有了這日記。我要用我的心靈之眼增添這位期待已久的朋友的魅力，我不想像大多數人那樣流水帳似地在日記裡記下一大堆無聊的事情，我想讓這本日記成為我的朋友，我該叫這個朋友姬迪。一旦我突然開口對姬迪說話，誰也不曉得我到底在說什麼，所以，雖然還有些不情願，我還是要開始用簡潔的文字描述我的人生。
我爸爸娶我媽媽的時候36歲，媽媽25歲。我姐姐瑪格特1926年出生在緬因河畔的法蘭克福。接著是我，1929年6月12日。因為是猶太人，我們1933年移居到荷蘭，我爸爸被任命為特拉維斯N.V.公司的總經理。這家公司和在同一幢樓裡的科倫公司關係密切，我爸爸是他們的合夥人。不過我們家的其他人就沒那麼幸運了，全都因為希特勒的反猶法遭了殃，生活充滿艱辛和焦慮。1938年大清洗過後，我的兩個舅舅（我媽媽的兄弟）逃去了美國，我年邁的祖母來到我身邊，當時她73歲。1940年5月過後，幸福的時光一下子溜走了：先是打仗，然後投降協定，接著德國人來了。我們猶太人的苦難從這時才真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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