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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原文
1 一扇神秘的門
律師厄特森先生是個不愛說話、一本正經的人。在陌生人面前，他非常靦腆，不愛流露自己的情感，可當著朋友，他的眼睛總閃爍著關心與真誠的光芒，雖然這種真與善在他說的話中不大找得到，可在他的待人處世中一點一滴都沒有漏掉。在生活上，他從不放縱享樂，吃喝也很隨意、簡單；即使很喜歡看戲，他也有20年沒有進過劇院了。可是，他對別人的缺點卻是寬容得不能再寬容了，總是想著去幫助他們而不是責備他們。作為一名律師，他經常是罪犯走進監獄或者踏上黃泉之前見到的最後一個好人，這些人的心裡會一直保留對他的溫文爾雅和公正無私的記憶。
厄特森先生最好的朋友是他的一個遠房表親，叫理查·思菲爾德。這個人是城裡出名的“愛熱鬧”，交際場裡的老手。誰也搞不明白他們為何居然是朋友，他們可真有天壤之別。但他們卻經常一起散步，一走就是好遠，穿過倫敦的街道，安安靜靜地做著伴。
有一次，他們散步走到倫敦鬧市區一條狹窄的背街上。這條街乾淨、熱鬧，人們也和善，一家家亮亮堂堂的小商店，門環鋥明透亮。但是就在街道的盡頭，有一幢陰暗、神秘、沒有窗戶的樓房，門上既沒有鈴也沒門環，還到處是灰，顯然已好久沒人打掃了。髒兮兮的孩子們在門口瘋玩瘋鬧，也沒人開門轟他們走。
一天，他倆走過這幢房子，恩菲爾德指著問道：“你注意過那兒嗎？它讓我想起一個奇怪的故事。”
“哦，是嗎？”厄特森先生說，“給我講講。”
“好吧。”恩菲爾德先生開始講了，“那是個冬天的早上，天黑漆漆的，大概3點鐘吧，我正要回家，突然看見兩個人。頭一個是個矮個子，正沿著街邊走，第二個是個小姑娘，跑得很急。兩個人一下撞到了一起，小孩兒摔倒了。接著，可怕的事發生了，那個人穿著沉甸甸的靴子，冷冷地從孩子身上壓了過去，小姑娘躺在地上尖叫著。做這種事真殘忍。我從後面追上來，抓住那人，把他拽了回來，這時一小群人也圍到了又哭又叫的孩子身邊。那個人非常鎮靜，一臉漠然，還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真是讓我反胃。孩子的家人這會兒也趕到了，還來了一個醫生。原來小姑娘是去請醫生給鄰居家病人看病的，她正要回家。
“‘孩子與其說是傷著了不如說是嚇著了。’醫生是這麼說的。你也許以為故事到這裡就該結束了。可是你想，我對那個小個子十分厭惡，小姑娘的家人也一樣——當然，這很正常，可連醫生（他看上去那麼和善、安靜），也盯著那個罪犯看，好像恨不能把他給殺了。
“我和醫生彼此心照不宣，都沖著那人大聲指責，並聲稱要讓整個倫敦都知道這事，讓人人都唾棄他的名字。
“他陰森森地瞪了我們一眼，還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開個價吧，’他說。
“我們讓他答應付給孩子家100英鎊。他又翻了我們一眼，把我們領到那邊的那扇門口，掏出鑰匙，進了樓。不一會兒，他又出來了，遞給我們10鎊金幣和一張康茨銀行的支票，上面寫著90英鎊，支票上的名字是大家都很熟的人。
“‘你看，’醫生滿腹懷疑地說，‘夠奇怪的，早上4點，一個人走進一所空房子，然後又拿著另一個人簽名的支票出來了，足足快100鎊呢！’
“‘放你的心吧，’一臉凶相的矮個子說，‘我和你們等著銀行開門，看我自己兌錢好了。’
“我們離開那兒，醫生、罪犯和我到我家挨過了後半夜。到了早上，我們一道去了銀行，支票是真的，沒問題，錢很快就轉給小姑娘家了。”
“哦，是這樣，”厄特森先生說。
“是啊！”恩菲爾德說，“這事真怪。明明肇事者是個冷酷、殘忍的傢伙，可簽支票的人卻是倫敦有名善良、慷慨的人。這樣的人怎麼會把支票給一個罪犯呢？”
“你們也不知道支票的主人是不是住在那幢房子裡？”厄特森先生問。
“我可不喜歡問，”他的朋友說，“根據我的經驗，提太多的問題可沒什麼好的。萬一得到的答案既令人厭惡又令人不安，那該如何是好？但我還是稍微研究了一下那個地方。它看起來不像一所房子，沒別的門，唯一使用那扇門的人就是我剛才和你講的那個傢伙。房子一側有三扇窗戶，可以看到下面的小院，窗戶都關著，但一直乾乾淨淨的。還有個煙囪常冒著煙，所以肯定有人在那兒住。”
兩個人接著走下去，厄特森忽然說：
“恩菲爾德，你那條規矩挺不錯，就是別問太多問題。儘管如此，我還是想問問踩著孩子身體走過去的那個人叫什麼。”
“當然了！”恩菲爾德說，“他告訴我們他叫海德。”
“他什麼模樣？”
“這一下子可說不好，雖然我清清楚楚記得他長得什麼樣。他長得很怪，個子又矮，身體粗壯，他的相貌哪兒有點不對勁，讓人感到醜陋，不舒服——不，是讓人憎惡的那種。我一看到他，馬上就不喜歡他。”
厄特森先生想了好一會兒，問道：“你肯定他用了鑰匙嗎？”
“瞧你問的！”恩菲爾德一臉詫異的樣子。
“我知道我這麼問有點怪，”朋友說，“可你想，我並沒問你支票上簽的是誰的名字，因為我心裡已經明白了……”
“那你怎麼不早說呢？”朋友不無惱怒地說，“甭管怎麼說，那傢伙的確有鑰匙，上禮拜我還看見他開門來著。”
厄特森先生心事重重地看了他一眼，但沒再多說什麼。
“他好像瘋了一樣，”女僕回憶道，“沖老先生揮著手杖，老先生往後一縮，非常驚訝，接著他抄起手杖，舉起來就打，把老先生打倒在地。他拼命用手杖狠揍無助的老人，我都聽見了骨頭碎裂的聲音……這太可怕了，我覺得一陣難受，眼前一片漆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等她蘇醒過來，已是淩晨2點了，她去報了警，兇手早已逃之夭夭。屍體還躺在地上，旁邊就是兇器。手杖從中間斷開了，一半滾落在屍體旁邊，另一半員警斷定是兇手拿走了。在死者衣袋裡發現了一塊金表和一個錢包，但沒有名片或任何紙張，只有一封信，上面寫的是厄特森先生的地址和姓名。
員警第二天一早就把信交給了律師，他們一起趕到警察局，屍體還在那兒停放著。
警長帶他看了屍體。
“不錯，我認識他，”厄特森先生心情沉重地說，“他是丹佛斯·卡魯爵士。”
“謝謝您，先生，”警長說，“您也認識這個嗎？”說著他拿出折斷的手杖讓厄特森先生看，又給他講了女僕看到的情況。
厄特森先生一下認出了手杖，“是亨利·傑基爾的手杖！”他自言自語地說，“是我老早以前送給他的。”
他問：“這個海德先生是不是個相貌兇狠的小矮個？”
“女僕是這麼說的，先生，”警長附和道。
“跟我來，”厄特森先生對警長說，“我想我知道他住在哪兒。”
厄特森先生把他帶到海德先生名片上的地址，在倫敦的貧民區，在一條到處是低級酒館和飯館的街上，這就是亨利·傑基爾心愛的朋友的家，而且他還要繼承傑基爾的25萬英鎊！
一個老女僕開了門，滿頭白髮下面是一張光滑的臉，帶著虛飾的微笑和不懷好意的眼神，但不管怎麼說，她還算客氣。
“是啊，”她說，“海德先生是住在這兒，可這會兒他不在家。昨晚主人很晚才回來，可不到一個小時就又走了。”
“這樣的事很少發生，是嗎？”警長問。
“才不呢！”僕人答道，“他經常出去，一走就是好幾個月。”
“我們想看看他的房間，”厄特森先生說。
“哦！那可不行，先生——”女僕說。
“這位先生可是警察局的警長，”厄特森先生說。
“啊！”女僕叫了一聲，看起來不同尋常地高興，“海德先生出麻煩了！他幹了什麼？”
厄特森先生和警長彼此看了看。“海德不太得人心啊！”警長說，接著又對女僕說：“那麼請允許我們進去看一看。”
在這幢房子裡，海德只用了兩個房間，都佈置得十分舒適，品味高雅，牆上掛著漂亮的畫，地上鋪著厚厚的地毯。但屋裡卻滿地狼藉，壁爐裡都是快燒盡的紙片，在這個紙片堆裡，警長發現了支票簿的一部分，還找到了另一半兇器。
“太好了！”他說，“現在就去銀行，看他們能不能認出這個支票簿來。”
確實，銀行的一個戶頭上以愛德華·海德的名字存了幾千英鎊。
律師厄特森先生是個不愛說話、一本正經的人。在陌生人面前，他非常靦腆，不愛流露自己的情感，可當著朋友，他的眼睛總閃爍著關心與真誠的光芒，雖然這種真與善在他說的話中不大找得到，可在他的待人處世中一點一滴都沒有漏掉。在生活上，他從不放縱享樂，吃喝也很隨意、簡單；即使很喜歡看戲，他也有20年沒有進過劇院了。可是，他對別人的缺點卻是寬容得不能再寬容了，總是想著去幫助他們而不是責備他們。作為一名律師，他經常是罪犯走進監獄或者踏上黃泉之前見到的最後一個好人，這些人的心裡會一直保留對他的溫文爾雅和公正無私的記憶。
厄特森先生最好的朋友是他的一個遠房表親，叫理查·思菲爾德。這個人是城裡出名的“愛熱鬧”，交際場裡的老手。誰也搞不明白他們為何居然是朋友，他們可真有天壤之別。但他們卻經常一起散步，一走就是好遠，穿過倫敦的街道，安安靜靜地做著伴。
有一次，他們散步走到倫敦鬧市區一條狹窄的背街上。這條街乾淨、熱鬧，人們也和善，一家家亮亮堂堂的小商店，門環鋥明透亮。但是就在街道的盡頭，有一幢陰暗、神秘、沒有窗戶的樓房，門上既沒有鈴也沒門環，還到處是灰，顯然已好久沒人打掃了。髒兮兮的孩子們在門口瘋玩瘋鬧，也沒人開門轟他們走。
一天，他倆走過這幢房子，恩菲爾德指著問道：“你注意過那兒嗎？它讓我想起一個奇怪的故事。”
“哦，是嗎？”厄特森先生說，“給我講講。”
“好吧。”恩菲爾德先生開始講了，“那是個冬天的早上，天黑漆漆的，大概3點鐘吧，我正要回家，突然看見兩個人。頭一個是個矮個子，正沿著街邊走，第二個是個小姑娘，跑得很急。兩個人一下撞到了一起，小孩兒摔倒了。接著，可怕的事發生了，那個人穿著沉甸甸的靴子，冷冷地從孩子身上壓了過去，小姑娘躺在地上尖叫著。做這種事真殘忍。我從後面追上來，抓住那人，把他拽了回來，這時一小群人也圍到了又哭又叫的孩子身邊。那個人非常鎮靜，一臉漠然，還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真是讓我反胃。孩子的家人這會兒也趕到了，還來了一個醫生。原來小姑娘是去請醫生給鄰居家病人看病的，她正要回家。
“‘孩子與其說是傷著了不如說是嚇著了。’醫生是這麼說的。你也許以為故事到這裡就該結束了。可是你想，我對那個小個子十分厭惡，小姑娘的家人也一樣——當然，這很正常，可連醫生（他看上去那麼和善、安靜），也盯著那個罪犯看，好像恨不能把他給殺了。
“我和醫生彼此心照不宣，都沖著那人大聲指責，並聲稱要讓整個倫敦都知道這事，讓人人都唾棄他的名字。
“他陰森森地瞪了我們一眼，還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開個價吧，’他說。
“我們讓他答應付給孩子家100英鎊。他又翻了我們一眼，把我們領到那邊的那扇門口，掏出鑰匙，進了樓。不一會兒，他又出來了，遞給我們10鎊金幣和一張康茨銀行的支票，上面寫著90英鎊，支票上的名字是大家都很熟的人。
“‘你看，’醫生滿腹懷疑地說，‘夠奇怪的，早上4點，一個人走進一所空房子，然後又拿著另一個人簽名的支票出來了，足足快100鎊呢！’
“‘放你的心吧，’一臉凶相的矮個子說，‘我和你們等著銀行開門，看我自己兌錢好了。’
“我們離開那兒，醫生、罪犯和我到我家挨過了後半夜。到了早上，我們一道去了銀行，支票是真的，沒問題，錢很快就轉給小姑娘家了。”
“哦，是這樣，”厄特森先生說。
“是啊！”恩菲爾德說，“這事真怪。明明肇事者是個冷酷、殘忍的傢伙，可簽支票的人卻是倫敦有名善良、慷慨的人。這樣的人怎麼會把支票給一個罪犯呢？”
“你們也不知道支票的主人是不是住在那幢房子裡？”厄特森先生問。
“我可不喜歡問，”他的朋友說，“根據我的經驗，提太多的問題可沒什麼好的。萬一得到的答案既令人厭惡又令人不安，那該如何是好？但我還是稍微研究了一下那個地方。它看起來不像一所房子，沒別的門，唯一使用那扇門的人就是我剛才和你講的那個傢伙。房子一側有三扇窗戶，可以看到下面的小院，窗戶都關著，但一直乾乾淨淨的。還有個煙囪常冒著煙，所以肯定有人在那兒住。”
兩個人接著走下去，厄特森忽然說：
“恩菲爾德，你那條規矩挺不錯，就是別問太多問題。儘管如此，我還是想問問踩著孩子身體走過去的那個人叫什麼。”
“當然了！”恩菲爾德說，“他告訴我們他叫海德。”
“他什麼模樣？”
“這一下子可說不好，雖然我清清楚楚記得他長得什麼樣。他長得很怪，個子又矮，身體粗壯，他的相貌哪兒有點不對勁，讓人感到醜陋，不舒服——不，是讓人憎惡的那種。我一看到他，馬上就不喜歡他。”
厄特森先生想了好一會兒，問道：“你肯定他用了鑰匙嗎？”
“瞧你問的！”恩菲爾德一臉詫異的樣子。
“我知道我這麼問有點怪，”朋友說，“可你想，我並沒問你支票上簽的是誰的名字，因為我心裡已經明白了……”
“那你怎麼不早說呢？”朋友不無惱怒地說，“甭管怎麼說，那傢伙的確有鑰匙，上禮拜我還看見他開門來著。”
厄特森先生心事重重地看了他一眼，但沒再多說什麼。
2 尋找海德先生
那天晚上，吃了飯，厄特森先生走進自己的辦公室，打開櫃櫥上的鎖，拿出一個信封，裡面裝的是亨利·傑基爾博士的遺囑，是立書人親筆寫的。
“如果我死了，或者三個月不見蹤影，”遺囑上寫道，“我希望把所有一切留給我親愛的朋友——愛德華·海德。”
這份遺囑讓厄特森先生坐立不安。作為一名律師，他覺得這樣的遺囑既少見又危險。直到今天以前，他對這個愛德華·海德一無所知，這就夠糟的了。可現在知道了一些有關海德的事情，遺囑就更讓他生氣了。如果說以前這一切看起來是瘋狂的，那麼現在這個名字就是令人髮指的。厄特森先生心事重重地把文件放進櫃子裡，穿上大衣，去找他的老朋友蘭甯醫生。
蘭甯醫生正在品著飯後的咖啡。“哈！老朋友，快進來！”他大聲嚷著。他們倆從上學的時候起就認識。倆人坐在一起，一邊喝咖啡，一邊閒扯著，最後厄特森先生談起了自己心中的不安。
“我想，蘭寧，”他說，“你我應該是亨利·傑基爾最老的朋友了吧？”
“我想是吧，”蘭甯醫生說，“不過，我最近不常見他了。”
“哦，是嗎？”厄特森有些吃驚地問道，“我還以為你和他興趣相投呢！”
“曾經有過，”醫生接著說，“不過，那是十多年前了。那以後，亨利·傑基爾變得——嗯，對我來講太不可思議了。他腦子裡裝了一些奇怪、荒唐、不科學的想法，我就是這麼和他說的，從那以後，我就很少見到他了。”
厄特森先生看著朋友氣呼呼、漲紅的臉，心想：“只不過是科學見解上的分歧，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他不動聲色地又問：“你有沒有見過傑基爾的一個朋友——一個叫海德的朋友？”
“海德？”醫生重複道，“沒有，從來沒有。”
不一會兒，律師道了晚安，回家睡覺，可他躺在床上好長時間還想著恩菲爾德說的海德的樣子，還有傑基爾博士的遺囑。好不容易睡著了，可是一個夢接著一個夢，讓他心緒不寧。夢裡仿佛看見一個沒有臉的人重重踩過孩子的身體，又看見老朋友傑基爾躺在床上，那個沒有臉的人站在他身上。那個沒有臉的人著實讓他擔心。
“走著瞧，海德先生，”律師自言自語地說，“我一定要找到你，親眼看看你的模樣。”
以後的好幾個星期，厄特森先生在恩菲爾德看見海德的那條背街上徘徊了好久。他在那扇神秘的門旁耐心等著，希望能發現海德先生的蹤跡。終於，一個清冷的冬夜他遇上了海德。那天晚上，街道空蕩蕩的，寂靜無聲，一點響動聲都能傳出去好遠，律師突然聽見了腳步聲。他躲在陰暗處，等著。一個小個子男人轉過街角，朝那扇神秘的門走去。雖然看不見陌生人的臉，但厄特森先生還是強烈地感到一種憎恨。
厄特森先生緊走幾步，輕輕拍了拍那人的肩膀：“是海德先生吧？”
“正是，”陌生人冷冰冰地說，“你想怎麼樣？”
“我看見您正要進門。我是傑基爾博士的好朋友，叫厄特森，您一定聽他提過我，我能和您一起進去嗎？”
“傑基爾博士這會兒不在家，”海德回答說。突然他機容地問道：“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先讓我看看您的臉再說，”律師回答道。
海德猶豫了一下，接著站到路燈下，律師看清了他的臉，說：“謝謝您，我有幸認識您了，這也許會有用的。”
“不錯，”海德說，“確實會有用的。喏，還有我的地址，說不定有一天您用得著。”他說了自己的住處，在倫敦的一個貧民區。
“天哪！”律師想，“海德一定知道傑基爾的遺囑吧？他打的就是這個主意吧？”但律師沒說出來。
“那麼，”海德問，“你怎麼會知道我呢？”
“聽人跟我講起過您。”
“誰說的？”
“咱們都認識的，”律師說。
“是誰？”海德厲聲問道。
“譬如說，傑基爾博士，”律師答道。
“他決不會和你說的！”海德突然生氣地吼了起來，“別想騙我了！”還沒等律師答話，他掏出鑰匙開了門，消失在屋裡。
厄特森先生盯著緊閉的大門，自言自語道：“我怎麼那麼不喜歡他呢？恩菲爾德說得對，這個人骨子裡有股邪氣。可憐的亨利·傑基爾，真讓人為你擔心，你這個新朋友會給你惹麻煩的。”
在小街的拐彎處有一個廣場，裡面的建築都是些富麗堂皇的老房子，其中有一幢是傑基爾博士的。厄特森先生敲響了前門，僕人開了門，告訴他博士這會兒不在家。
“我看見海德先生從屋子後面的街上，從實驗室的門進來了，”律師說。
“是的，厄特森先生，”僕人回答說，“海德先生自己有鑰匙，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主人吩咐過我們要服從他。”
厄特森先生回家時，心裡更擔心了。
兩個星期後，傑基爾博士請老朋友上他家吃飯，厄特森先生也去了，而且一直呆到別人都告辭了。
“傑基爾，我一直想和你談談，”律師說，“是你那個遺囑的事。”
傑基爾博士五十開外，高高的個子，身材勻稱，總是一副安詳、和善的表情。“我可憐的朋友，”他說，“真沒必要擔什麼心，就和那個可憐的蘭甯醫生一樣，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他卻說是‘幻想的垃圾’，他真讓我失望。”
律師並不想談蘭甯醫生，他接著說：“你明白，我從來就沒同意過你那個遺囑！”
“你早告訴過我好幾回了！”博士的話有點刺耳。
“那就好。不過我最近聽到一些有關你的朋友海德的事，”律師繼續說。
博士那英俊、紅潤的臉龐一下子變得灰白。“我不想再聽了，”他說，“你不明白，我現在的處境有多困難，多痛苦。”
“把一切都告訴我，”厄特森先生說，“我會盡力幫你的。”
“你待我真好，可這是我個人的事。我只能告訴你一件事——只要我願意，隨時可以擺脫這個海德先生。但有一點希望你能理解，我對可憐的海德也極為關注。我知道你見過他——他告訴我了，我擔心他對你有所衝撞，但我確實很關心他，要是我出了什麼不測，你一定要保證讓他繼承我的財產。”
“我沒法假裝自己喜歡他，”律師說。
“我並不要求你喜歡他，”他的朋友說，“我只要你幫助他，要是我不在了。”
“好吧，我答應你，”厄特森先生憂鬱地說。
3 卡魯命案
差不多一年以後，一天晚上在倫敦，一個女僕坐在她臥室的窗臺邊，看著灑滿月光的街道。這時，她看到一位滿頭白髮、個子高高、面容矍鑠的老人沿著馬路走過來，迎著他走過來的是一個身材矮小、年紀稍輕的人。老人彬彬有禮地和那人說著話，據女僕後來講，他好像在問路，然後女僕又轉眼看了看那個年輕人，認出了他。
“是海德先生，”女僕後來講，“他到主人家來拜訪過一次。”
那姑娘說，海德先生手裡拿著一根沉甸甸的手杖，一邊很不耐煩地把玩著，一邊聽著老人的話。突然間，他的怒氣一下子爆發了。那天晚上，吃了飯，厄特森先生走進自己的辦公室，打開櫃櫥上的鎖，拿出一個信封，裡面裝的是亨利·傑基爾博士的遺囑，是立書人親筆寫的。
“如果我死了，或者三個月不見蹤影，”遺囑上寫道，“我希望把所有一切留給我親愛的朋友——愛德華·海德。”
這份遺囑讓厄特森先生坐立不安。作為一名律師，他覺得這樣的遺囑既少見又危險。直到今天以前，他對這個愛德華·海德一無所知，這就夠糟的了。可現在知道了一些有關海德的事情，遺囑就更讓他生氣了。如果說以前這一切看起來是瘋狂的，那麼現在這個名字就是令人髮指的。厄特森先生心事重重地把文件放進櫃子裡，穿上大衣，去找他的老朋友蘭甯醫生。
蘭甯醫生正在品著飯後的咖啡。“哈！老朋友，快進來！”他大聲嚷著。他們倆從上學的時候起就認識。倆人坐在一起，一邊喝咖啡，一邊閒扯著，最後厄特森先生談起了自己心中的不安。
“我想，蘭寧，”他說，“你我應該是亨利·傑基爾最老的朋友了吧？”
“我想是吧，”蘭甯醫生說，“不過，我最近不常見他了。”
“哦，是嗎？”厄特森有些吃驚地問道，“我還以為你和他興趣相投呢！”
“曾經有過，”醫生接著說，“不過，那是十多年前了。那以後，亨利·傑基爾變得——嗯，對我來講太不可思議了。他腦子裡裝了一些奇怪、荒唐、不科學的想法，我就是這麼和他說的，從那以後，我就很少見到他了。”
厄特森先生看著朋友氣呼呼、漲紅的臉，心想：“只不過是科學見解上的分歧，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他不動聲色地又問：“你有沒有見過傑基爾的一個朋友——一個叫海德的朋友？”
“海德？”醫生重複道，“沒有，從來沒有。”
不一會兒，律師道了晚安，回家睡覺，可他躺在床上好長時間還想著恩菲爾德說的海德的樣子，還有傑基爾博士的遺囑。好不容易睡著了，可是一個夢接著一個夢，讓他心緒不寧。夢裡仿佛看見一個沒有臉的人重重踩過孩子的身體，又看見老朋友傑基爾躺在床上，那個沒有臉的人站在他身上。那個沒有臉的人著實讓他擔心。
“走著瞧，海德先生，”律師自言自語地說，“我一定要找到你，親眼看看你的模樣。”
以後的好幾個星期，厄特森先生在恩菲爾德看見海德的那條背街上徘徊了好久。他在那扇神秘的門旁耐心等著，希望能發現海德先生的蹤跡。終於，一個清冷的冬夜他遇上了海德。那天晚上，街道空蕩蕩的，寂靜無聲，一點響動聲都能傳出去好遠，律師突然聽見了腳步聲。他躲在陰暗處，等著。一個小個子男人轉過街角，朝那扇神秘的門走去。雖然看不見陌生人的臉，但厄特森先生還是強烈地感到一種憎恨。
厄特森先生緊走幾步，輕輕拍了拍那人的肩膀：“是海德先生吧？”
“正是，”陌生人冷冰冰地說，“你想怎麼樣？”
“我看見您正要進門。我是傑基爾博士的好朋友，叫厄特森，您一定聽他提過我，我能和您一起進去嗎？”
“傑基爾博士這會兒不在家，”海德回答說。突然他機容地問道：“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先讓我看看您的臉再說，”律師回答道。
海德猶豫了一下，接著站到路燈下，律師看清了他的臉，說：“謝謝您，我有幸認識您了，這也許會有用的。”
“不錯，”海德說，“確實會有用的。喏，還有我的地址，說不定有一天您用得著。”他說了自己的住處，在倫敦的一個貧民區。
“天哪！”律師想，“海德一定知道傑基爾的遺囑吧？他打的就是這個主意吧？”但律師沒說出來。
“那麼，”海德問，“你怎麼會知道我呢？”
“聽人跟我講起過您。”
“誰說的？”
“咱們都認識的，”律師說。
“是誰？”海德厲聲問道。
“譬如說，傑基爾博士，”律師答道。
“他決不會和你說的！”海德突然生氣地吼了起來，“別想騙我了！”還沒等律師答話，他掏出鑰匙開了門，消失在屋裡。
厄特森先生盯著緊閉的大門，自言自語道：“我怎麼那麼不喜歡他呢？恩菲爾德說得對，這個人骨子裡有股邪氣。可憐的亨利·傑基爾，真讓人為你擔心，你這個新朋友會給你惹麻煩的。”
在小街的拐彎處有一個廣場，裡面的建築都是些富麗堂皇的老房子，其中有一幢是傑基爾博士的。厄特森先生敲響了前門，僕人開了門，告訴他博士這會兒不在家。
“我看見海德先生從屋子後面的街上，從實驗室的門進來了，”律師說。
“是的，厄特森先生，”僕人回答說，“海德先生自己有鑰匙，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主人吩咐過我們要服從他。”
厄特森先生回家時，心裡更擔心了。
兩個星期後，傑基爾博士請老朋友上他家吃飯，厄特森先生也去了，而且一直呆到別人都告辭了。
“傑基爾，我一直想和你談談，”律師說，“是你那個遺囑的事。”
傑基爾博士五十開外，高高的個子，身材勻稱，總是一副安詳、和善的表情。“我可憐的朋友，”他說，“真沒必要擔什麼心，就和那個可憐的蘭甯醫生一樣，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他卻說是‘幻想的垃圾’，他真讓我失望。”
律師並不想談蘭甯醫生，他接著說：“你明白，我從來就沒同意過你那個遺囑！”
“你早告訴過我好幾回了！”博士的話有點刺耳。
“那就好。不過我最近聽到一些有關你的朋友海德的事，”律師繼續說。
博士那英俊、紅潤的臉龐一下子變得灰白。“我不想再聽了，”他說，“你不明白，我現在的處境有多困難，多痛苦。”
“把一切都告訴我，”厄特森先生說，“我會盡力幫你的。”
“你待我真好，可這是我個人的事。我只能告訴你一件事——只要我願意，隨時可以擺脫這個海德先生。但有一點希望你能理解，我對可憐的海德也極為關注。我知道你見過他——他告訴我了，我擔心他對你有所衝撞，但我確實很關心他，要是我出了什麼不測，你一定要保證讓他繼承我的財產。”
“我沒法假裝自己喜歡他，”律師說。
“我並不要求你喜歡他，”他的朋友說，“我只要你幫助他，要是我不在了。”
“好吧，我答應你，”厄特森先生憂鬱地說。
3 卡魯命案
差不多一年以後，一天晚上在倫敦，一個女僕坐在她臥室的窗臺邊，看著灑滿月光的街道。這時，她看到一位滿頭白髮、個子高高、面容矍鑠的老人沿著馬路走過來，迎著他走過來的是一個身材矮小、年紀稍輕的人。老人彬彬有禮地和那人說著話，據女僕後來講，他好像在問路，然後女僕又轉眼看了看那個年輕人，認出了他。
“是海德先生，”女僕後來講，“他到主人家來拜訪過一次。”
“他好像瘋了一樣，”女僕回憶道，“沖老先生揮著手杖，老先生往後一縮，非常驚訝，接著他抄起手杖，舉起來就打，把老先生打倒在地。他拼命用手杖狠揍無助的老人，我都聽見了骨頭碎裂的聲音……這太可怕了，我覺得一陣難受，眼前一片漆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等她蘇醒過來，已是淩晨2點了，她去報了警，兇手早已逃之夭夭。屍體還躺在地上，旁邊就是兇器。手杖從中間斷開了，一半滾落在屍體旁邊，另一半員警斷定是兇手拿走了。在死者衣袋裡發現了一塊金表和一個錢包，但沒有名片或任何紙張，只有一封信，上面寫的是厄特森先生的地址和姓名。
員警第二天一早就把信交給了律師，他們一起趕到警察局，屍體還在那兒停放著。
警長帶他看了屍體。
“不錯，我認識他，”厄特森先生心情沉重地說，“他是丹佛斯·卡魯爵士。”
“謝謝您，先生，”警長說，“您也認識這個嗎？”說著他拿出折斷的手杖讓厄特森先生看，又給他講了女僕看到的情況。
厄特森先生一下認出了手杖，“是亨利·傑基爾的手杖！”他自言自語地說，“是我老早以前送給他的。”
他問：“這個海德先生是不是個相貌兇狠的小矮個？”
“女僕是這麼說的，先生，”警長附和道。
“跟我來，”厄特森先生對警長說，“我想我知道他住在哪兒。”
厄特森先生把他帶到海德先生名片上的地址，在倫敦的貧民區，在一條到處是低級酒館和飯館的街上，這就是亨利·傑基爾心愛的朋友的家，而且他還要繼承傑基爾的25萬英鎊！
一個老女僕開了門，滿頭白髮下面是一張光滑的臉，帶著虛飾的微笑和不懷好意的眼神，但不管怎麼說，她還算客氣。
“是啊，”她說，“海德先生是住在這兒，可這會兒他不在家。昨晚主人很晚才回來，可不到一個小時就又走了。”
“這樣的事很少發生，是嗎？”警長問。
“才不呢！”僕人答道，“他經常出去，一走就是好幾個月。”
“我們想看看他的房間，”厄特森先生說。
“哦！那可不行，先生——”女僕說。
“這位先生可是警察局的警長，”厄特森先生說。
“啊！”女僕叫了一聲，看起來不同尋常地高興，“海德先生出麻煩了！他幹了什麼？”
厄特森先生和警長彼此看了看。“海德不太得人心啊！”警長說，接著又對女僕說：“那麼請允許我們進去看一看。”
在這幢房子裡，海德只用了兩個房間，都佈置得十分舒適，品味高雅，牆上掛著漂亮的畫，地上鋪著厚厚的地毯。但屋裡卻滿地狼藉，壁爐裡都是快燒盡的紙片，在這個紙片堆裡，警長發現了支票簿的一部分，還找到了另一半兇器。
“太好了！”他說，“現在就去銀行，看他們能不能認出這個支票簿來。”
確實，銀行的一個戶頭上以愛德華·海德的名字存了幾千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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